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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景欽

針對性侵女童的爭議，最高法院近來做出決議，在還沒有修法之前，若對未滿七歲的幼童性侵害，無論有沒有違反意願，一律依最輕本刑七年以上的加重強制性交罪論處，這項決議除了立即生效，等同判例，對各級法院有拘束力。此決議雖然是解決了目前的爭議，但對於性侵害犯，果是藉由立法或司法解釋的方式來加重其刑，即可解決？

性侵害犯若未涉及生命法益的侵害，即便依據為加重強制性交罪處，最多也只能為十五年的徒刑宣告，若以性侵害犯的集中於20歲至35歲的年齡層來看，即便服刑期滿，亦屬青壯時期，更何況大多數的性侵害犯都未被處以如此重刑，且亦可能提早假釋，所以再犯的可能性自然偏高，因此，除非終身監禁，否則對於性侵害犯的矯治與監控，以消除大眾恐懼，恐才是重點。

目針對性侵害的緩刑與假釋犯，除了必須接受身心輔導外，根據性侵害防治法第20條第3項，檢察官得對之施以電子監控，採取所謂第二代的電子監控，且目前的發射器的時間設定，考量假釋犯的再社會化，故設定為宵禁，因此白天屬於監控的空窗期。而在監控期間，監控者僅能知曉假釋者是否逾越禁制區域，但卻無法確切掌握假釋者行縱，畢竟接收器只能監控遵守規定的假釋者，若假釋者已逃離接收器的監控範圍，甚或拆卸下發射器，則此時監控中心只能知道逃脫的時間，但卻無法掌握其所在，這也是目前電子監控常出問題之所在。

而基於法律保留原則，由於電子監控僅規定於緩刑與假釋犯的情形，而不及於刑期已滿者，所以即便將來電子監改採GPS定位系統，亦難適用於執行完畢者，為了解決之漏洞，依據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，在執行期滿前，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，經鑑定、評估，認有再犯之危險者，根據同條第2項，於執行期滿後強制接受治療，直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，算是一種彌補。惟所謂再犯危險降低，極端含糊，雖然必須每年評估，但其認定顯然會與社會氣氛有關，而可能形成一種二次處罰。

此外，近來媒體所強調的梅根法案，在我國性侵害防治法第23條第1項，也有類似規定，只是我國雖要求性侵害犯在執行完畢後，必須向定期向警察機關辦理身分、就學、工作、車籍及其異動等資料之登記及報到，但其期間限定為七年，且此資料並不能公布，只是供特定人查閱，而得聲請查閱者，依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12條，僅限於公私立學校、幼稚園、托兒所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因僱用專職、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認有必要時，才得申請查閱，與梅根法案的資料公布有不小差異，所能達到保護婦女的效果恐有限。

對性侵害犯的對待，於現代法治國家，往往必須在正當程序保障與犯罪控制間擺盪，其中的拿捏，既反應人權保障的程度，也反應社會對於犯罪的恐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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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提供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※→吳景欽特區）